崇明:我该如何存在?

  “生态崇明”的困惑

  12月27日,浦东灵山路,2013年第200家“生态崇明”农副产品专卖店开门迎客。像这样的门店,据说到2016年底,要开到500至700家。

  如此专注于本地农副产品专卖店的推广,放诸崇明历史,或与全市其他各区相比,皆颇为罕见。崇明之所以下如此大的决心,源于去年8月韩正在崇明考察时的要求:“崇明作为全市的绿色粮食、绿色蔬菜基地,就是要坚持绿色生态理念,为全市人民提供安全的绿色食品。”

  目标很明确,崇明应多向市区供粮供菜。然而事实是,纵使崇明人努力卖,未必有那么多市民热衷买。有一说,200多家“生态崇明”,盈利情况较好的在三成左右,不少店面支付租金还要依靠政府专项资金补贴。生意不好,原因很多,主要在于消费者对崇明的认知度还不够,尚难爱屋及乌,去追捧崇明土特产。

  偏居上海北隅的崇明,要博得体认,从来都非易事。为此,崇明人从未放弃努力,但至今收效还不明显。于是,有的崇明干部陷入焦虑:是不是发展定位出了问题?该怎样定位?套用一首颇红的歌词,就是“我该如何存在”?

  崇明要成为什么样?在2004年决定建设生态岛之前,崇明没有想清楚。1999年,被上海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定为全市可持续发展重要战略空间时,崇明宛如一名淳朴的农民,瞬间被置于车水马龙的大都市,变得困惑。此后,这种困惑长期萦绕,直到5年后定位生态岛有所缓解,然而随着2009年长江隧桥和2011年崇启大桥的通车,困惑反而进一步加剧了。

  “通道经济”变“过路经济”?

  众所周知,崇明建设生态岛的目标不能动摇,绝对地讲,要生态,就要牺牲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一隧两桥的通车,却让崇明人难以淡定。长期以来,崇明首次有了地利,利用“通道经济”,在发展上有了稍稍追赶其他兄弟区县的希望,有朝一日或能和昆山、江阴、启东等周边城市在招商引资上一较高下。将长兴岛打造成海洋装备岛,并建立长兴海洋装备产业基地、崇明工业园区、富盛经济开发区“一体两翼”的产业园区格局,崇明雄心毕露。

  令崇明人没有料到的是,“通道经济”并不容易掌握,反而成了“过路经济”。长江隧桥开通后,崇明借助地利承接了市区一些产业的梯度转移,然而崇启大桥开通后,由于基础设施欠发达、服务业落后、人力资本存量少、政策支持力度不够等因素,这些转移的产业有回流市区乃至向苏北地区输送的趋势。

  2011年获批的上海智慧岛数据产业园,要打造华东乃至全国信息数据的龙头产业园,但时至今日,还在开展土地收储和基础配套建设。数据为证:2005年,崇明全年实现的增加值为95.7亿元,约占上海市总量的1.04%;2013年,崇明全年实现的增加值约为252.4亿元,参照2012年全市实现的增加值,仍只占全市总量的1.25%左右。一隧两桥,并未给崇明带来更多。

  “期许太甚,以致眼高手低”,一位退休的崇明老干部如此评价一隧两桥通车后的崇明,而相关“后遗症”至今可循。国务院批复同意长兴、横沙两岛划归崇明县管辖,已有8个年头,划归的目的是促进三岛融合,分别建设综合生态岛、海洋装备岛和生态休闲岛。规划的初衷,并不是将造船业和港口机械制造全部放在长兴岛,而是在产业布局上,崇明岛重点发展造船业及相关产业,利用深水岸线优势建立造船基地,形成岸线工业区;长兴岛重点发展港口机械及相关机械制造业,利用现有10公里深水岸线,建立造船修船基地,建立相应的配套产业。

  可实际上,长兴岛在海洋装备产业上一岛独大,江南造船、振华港机等大型工业的进驻并没有给崇明岛和横沙岛带来多少辐射效应,崇明本岛的工业不仅未能取得发展,甚至因为生态岛指标的要求在关停并转中呈现出一定的萎缩趋势。

  生态观光产业能级之忧

  繁荣的生态观光产业背后,也有隐患。截至2012年底,崇明各类生态观光农业园区有122家,经济产出效应占全县国民经济的10%左右。然而,这122家,仅44%在实际运营,其余多是只注册、未经营。与此同时,年营业收入在100万元以下的生态观光项目占到了总数的一半。

  由于盲目“追金”,急于求成,崇明主打的生态观光旅游项目多“小打小闹”,缺乏特色和深度,即使当天从市区往返崇明颇为折腾,大多游客依旧坚持“不过夜”的方针。2012年,与毗邻的两个旅游业不发达的江苏县级市相比,崇明游客人数是启东的1.5倍、海门的2.2倍,但人均旅游收入却不到启东的七分之一、海门的五分之一。一隧两桥,的确带来了更多的游客,却让人均消费额直线往下掉。

  因此,有激进的声音,认为崇明对于一隧两桥的热情该减减,心态放放平,少搞些“非生态”的产业,回归建设生态岛的原则,多一些“清静无为”,从而保护一方水土,造福于民。

  然而,“纯生态”路线,也不好走。

  首先,崇明承担着沉重的生态指标。按照《崇明生态岛建设纲要(2010-2020)》,至2020年崇明县森林覆盖率要达到28%,这些土地大部分属于基本农田及耕地保有量范围。有数据显示,崇明公益林建设用地九成以上是通过流转农民土地获得,虽然政府对流转土地农民进行了补偿,但补偿收入总体低于粮田、菜田的经济效益。由于农民文化、技能水平普遍较低,年龄偏大,流出土地后,部分就业十分困难,难免有抵触情绪。

  其次,不发展本土二、三产业,崇明就留不住人。近年,崇明每年新增就业9000人以上,四成以上是到岛外就业。据统计,“十二五”期间,崇明旅游人才缺口达1050人次,目前全县63.33%的旅游企业人才流失率高于15%,部分企业甚至达到40%以上。崇明劳动力外流还衍生出众多社会问题。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崇明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22人,在崇明县60岁以上老人家庭中,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仅1.49人,相当一部分老人处于“独居”状态,亟需亲友在身边给予关爱。

  对于父老乡亲而言,所求莫过于安居乐业,崇明发展既不能破坏一方水土,也要让居民从发展中受益。究竟该固守生态,宁愿慢一点发展;还是追赶潮流,做个“弄潮儿”,和周边地区一较高下?这,恰恰是一些崇明干部心中矛盾的写照。追问“我该如何存在”,已成为摆在崇明发展面前的当务之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李宝花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

  当政治精英在达沃斯齐聚一堂,共商时局时,中国越发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十年之内,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它不仅改变世界经济的重心,还将改变地缘政治甚至文明的平衡。 然而,这些塞缪尔?亨廷顿所称的“达沃斯人”的主流观点,依然以数世纪以来西方和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为基础,在很多方面过于偏狭。

  要了解未来十年中国乃至全球化的方向,我们最好跳出西方的窠臼,从中国现任领导人的角度观察未来。

  这不是拥抱他们的世界观,而是承认这样的事实:他们思考和行动的方式将从根本上塑造这个时代。中国往哪走,世界也往哪走的趋势已越发明显。

  访问习近平

  去年11月,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我们同伯格鲁恩研究所21世纪理事会的其他几名成员有幸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习近平。我们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与习近平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亲身接触到了中国新领导人的思想。

  我们还会见了李克强总理、解放军高级将领、全国人大官员,以及浙江、广东和云南省省长和党委书记。

  在访谈中,习近平很随和、放松。他一点官僚架子都没有,但展现出一位不畏艰难的成熟领导人的强大气场。

  跟他的前辈毛泽东或邓小平一样,习近平话里有很多中国的俗语。“我们中国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谈话伊始,他就若有所思地说,“中国是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时连我们自己都不清楚从哪儿算起。就像古诗所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习近平自信地宣称,自170年前的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从未如此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习近平相信中国将“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2020年之前人均GDP翻一番的目标。他预计中国经济将在未来“10至20年间”以最低7%的速度增长。这一目标将不难实现,因为中国将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加速城镇化并从廉价劳动力和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型增长。

  “未来几年,中国城镇化率将每年上涨1个百分点,”习近平说,“数亿农民工会进城……但不会出现贫民窟,因为我们能够保持增长,创造机会。”他说,2014年,中国城市将创造1200万工作岗位。

  但是习近平强调,GDP的增长不是唯一目标。他指出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是相互联系的,不能孤立地看。他说“以人为本”的改革将“综合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环境”,同时加强“党的建设”。

  他说,弥合收入差距、带领2亿人口走出贫困是首要目标。正如李克强总理所指出的,中国的改革之路必须从“量”向“生活质量”转变,也包括生态环境的改善。

  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新政承诺废除劳教制度,放宽计划生育和城镇户籍制度,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并开放多个新领域,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虽然西方报告鲜有提及,但关键的改革还包括,地方法院对巡回法院负责而不必听命于地方官员。而且至关重要的是,使反腐部门中纪委不受共产党的监管。

  同时,习近平加强了对共产党的领导,加强中央控制,统一思想,打击聒噪的大V。

  在我们访问的共产党领导人看来,经济和社会自由与政治控制并不矛盾。事实上,他们认为,后者是前者的前提条件。自由和控制是一体两面。

  对他们而言,只有中央政府足够强大才能对抗外来冲突,打破既得利益、改革国企和地方党派集团,并收拾互联网上的“兴风作浪者”。

  从这个角度来说,习近平是邓小平的忠实追随者,虽然今天形势没有那么严峻,环境也更加平和。邓小平是个实用主义者,他不断在开放和严打间寻求平衡,既保证发展,也保持稳定。他放松对经济的管控,使数亿人摆脱贫困;同时他铁腕处理了天安门政治事件。

  习近平多次援引邓小平的话,以表明他正循着邓小平的脚步,中国现在正处于邓小平改革的“深水区”,而邓小平也曾表示,这一阶段“将持续100年”。

  21世纪理事会成员郑必坚也参与了会谈。他是邓小平著名“南巡”报告的主要作者。该报告重启了停滞的中国改革。他的出席无疑意味着,在新一轮改革中,邓小平道路的合法性毋庸置疑。

  中国不会向世界关闭大门

  习近平强调,中国只有参与到今天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才能实现“中国梦”。“中国越发达,就会越开放。”他说,“中国不可能把早已打开的大门再关上。”

  在这二十年里,中国将在全球事务上“变得更主动”,会和其他国家一道制定新的规则。“我们会担负起更多的国际责任,在国际事务和国际体系改革中扮演更积极主动的角色。”在回答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关于未来几年G20领导人问题时,习近平答道。

  “历史的趋势”是发展而不是冲突,用郑必坚的话来说,就是建立“基于不断扩大的利益汇合点的利益共同体”,涉及的领域包括自由贸易、金融体系稳定和应对气候变化等。

  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习近平同意郑必坚著名的中国“和平崛起”论。

  “强国一定会寻求霸权的论断并不适用于中国。”习近平认为,“回顾我们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这并不是中国的文化基因。”他甚至提到了斯巴达和雅典的历史:“我们都要团结一致,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即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或是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破坏性的紧张关系。”

  然而,从和平发展是历史必然的角度来看,我们所接触的解放军领导人的言谈充满挑衅,颇有见地却也令人不安。

  中日两国从未同时强大过。用以赛亚?伯林关于自信国家主义的说法,如今,它们都是被屈辱“压弯的嫩枝开始反弹”。虽然中国现在骄傲地站了起来,但正如习近平所言,回溯鸦片战争和日本侵华时期,中国仍很受伤。

  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停滞让日本的自信心受挫,如今它正努力走出阴影,包括采取更果断的“积极和平主义”的军事姿态。这是和中国在东海更明确的“主动防御”对着干。2013年12月,中国单方面制定“东海防空识别区”。

  一党执政,戈尔巴乔夫和中国开放

  在两天的密集对话中,我们的中国同行表达了对西方的无奈。西方无法从中国的角度看待中国改革,也不能不把自己捧成像雷音霍尔德?尼布尔(美国神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人类通往圆满的朝圣之路上的导师。

  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名高官直言:“西方不会相信中国在进步,除非我们也出个戈尔巴乔夫。”

  在他们看来,这一争论的核心是西方不愿将一党制视为一种合法的治理模式。

  甚至中国当今很多自由主义人士也在质疑,对于中国这样又庞大又复杂的国家而言,一人一票的多党制民主是否是治理社会的最佳方式。虽然他们也希望终止腐败和政府专断滥用职权,但没有人想要复制政党无能、政治僵局和整体失灵。西方民主历史上的三个范本——雅典、罗马和华盛顿都在重复这一局面。

  在他们眼中,共产党可能受腐败或官员特权困扰,但它不是独裁政党。对于他们而言,这是一个7800万人口的强大共识体系,该体系能够在长期政策上达成一致,并赋予领导层权力以果断落实。

  他们通过不断与利益相关各方协商、权衡,达成内部一致,而不是像西方那样分裂全体国民、制造对立,或因外部竞争走向两极分化和瘫痪。这是中国治理的高明之处。只要有竞争激烈的选贤任能机制做保障,而不被特殊利益集团绑架,该体制就能良好运行下去。

  正如北京大学教授潘维所言:“选贤任能原则在中国治理历史上所占的地位,和多数投票制在西方民主中所占地位一样重要。”

  人们似乎不太确定的是,必须保持其统治话语的一党制该如何处理在社交媒体和微博带来的个人言论表达的爆炸。

  数亿人在微博上抱怨有毒牛奶、动车事故、被掠夺的土地和腐败的官员。微博已取代了邓小平时期的天安门,成为当代中国更具影响力的公共广场。关键问题是,是党成功“制衡”微博,还是相反。

  习近平能否灵活处理这种权力的转移,是事关成败的未知因素之一。目前,任何两个在网上发泄不满的人,连在大街上碰面都不行。三位著名的反腐人士最近因未经许可上街“聚集”被捕。

  新法规还规定,转发“谣言”500次以上的将构成犯罪。

  在许多因越线而被请去“喝茶”的大V中,寒蝉效应在扩散。针对拥有数百万粉丝“大V”的严厉打击已经展开。即使他们只是在响应政府打击腐败、维护宪法权威的号召。宪法保障的正是言论自由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由于担心重蹈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苏联共产党的覆辙,中国共产党努力避免前苏联的“开放政策”,或透明政策。但微博却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矛盾的是,这样下去,他们可能招致竭力要避免的厄运。当苏联共产党谎言和虚伪的幌子被揭穿时,国家已被掏空。但是中国和苏联有很大不同。中国领导人不是《皇帝的新装》里的皇帝,党和政府过去30年都在为社会服务,贡献卓著。

  确实,如果中国共产党允许公众公开言论,“中国特色的开放”将支持而非削弱中共。

  我们在北京公开讨论了社交媒体,每个人都对个人经历有所体会,并愿意与他人分享。审查这一事实只会进一步瓦解政府的话语权,而不是加强其权威性。

  历史的正面还是反面?

  冷战结束后的数十年来,常常有人预言中国模式要崩溃了,但到如今,中国不仅没有崩溃,还跻身顶尖经济强国之列。

  达沃斯论坛上的精英们要拓展眼界,要看到中国道路,这样才算得上真正的国际视野。习近平领导下的未来十年将最终决定中国治理体系的成败。两种结果都将对世界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本文摘自观察者网。本文编辑:洪俊杰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